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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煜传记
张大煜传记
www.dicp.cn    发布时间:2010-03-11 14:54    栏目类别:走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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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煜,男,汉族,中共党员,1906年1月21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卒于1989年2月20日。他是我国催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兰州化物所、山西煤化所的创始人。张大煜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大学获工学博士,曾任西南联大,交通大学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员等。1949年6月任大连工学院教授、系主任,兼任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大连化物所前身)副所长、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民盟大连市第一届委员会付主委并任民盟中央委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副会长。文革期间受聂荣臻元帅委托规划筹建国防材料研究院任国防科委材料院付院长。1977年调往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传记:

      张大煜是我国工业化学的先驱、催化科学的泰斗,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物所、山西煤碳化学所创始人。早在1960年他被评为中科院的模范党员。张大煜,1906年1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29年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同年考取公费留德,在德累斯顿大学主攻胶体与表面化学,获工学博士。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西南联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是研制人造液体燃料的先行者,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创办了利滇化工厂,首创用云南小龙潭的褐煤经干馏生产当时急需的汽车燃料。抗战胜利后,张大煜从昆明到上海,他亲眼看到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不可能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1949年1月,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张大煜一行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引荐下毅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和朝鲜搭船到天津。在北平巡视时,陈云、李维汉看望了他们。3月初到达沈阳,又受到李富春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在沈阳、抚顺、鞍山参观后,张大煜教授于4月到达大连,出任大连大学化工系主任兼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所”)副所长。从此,张大煜教授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用他渊博的知识报效祖国。大连所始建于1908年,其前身为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东北资源进行调查和科研而设置的,盛时日本职工曾达600多人。日本投降后,隶属中苏合营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燃料化学、窑业化学、农产化学、物理化学等8个研究室,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和设备,但当时的研究方向混乱、组织涣散。1948年底到1949年初,苏方移交该所,隶属于大连大学。张大煜教授到任后,百废待兴,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接收和改组工作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团结留用了部分有专长的日籍科研人员。这些专家有顾问丸泽常哉、燃料室的小田宪三和滨井专藏、窑业室的闵皓之、资料室的获原定司等,他们被张教授的高尚人格所感动,回国后还一直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 
      1952年该所归属中国科学院领导,并先后更名为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一直担任所长并同时兼任兰州化物所、山西煤碳化学所所长。数十年来,张大煜为我国科学事业、教育事业和催化科学的创建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大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谦虚和蔼,待人宽厚,善于发挥他人之长,深受同行们的崇敬,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组织和发展我国的人造石油、石油炼制、催化科学、化学工程、色谱、激光、“两弹一星”国防科研和相应的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在胶体化学、吸附和催化作用、催化剂研究、水煤气合成、表面化学研究等方面发表过学术论文40余篇。张大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63年当选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

      一、前瞻远瞩,布点规划

      五十年代初,43岁的张大煜即身负重任,担任起研究所的领导,为思考和筹划研究所的长远发展方向殚精竭虑,基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利用原满铁试验所的燃料研究基础,他做出了研究所应以液体(和固体)燃料为重点的战略规划。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的支持下,组建了石油研究所和煤炭研究室,为大规模发展我国的能源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并组织力量在煤炭资源分类和评价、炼焦煤性能测定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为建立中国最早的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做出贡献。张所长针对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急待合理开发利用、特别是三大钢铁基地(鞍钢、武钢、包钢)建设急需炼焦煤基础数据的现状,不失时机地提出以炼焦为主的煤化学研究方向,并把组建煤炭组的工作列入他的第一议事日程。张所长知人善任,吸纳百家。留美博士刘静宜(女)归国后,即被任命为分析室主任。于1953年8月,煤炭组改为煤炭室,他认为“国家的需要就是任务”,同时在承担任务中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培养研究人才。张所长要求大家大量阅读文献,了解国际科技动态,多看业务书,打好基础。他特别要求我们熟读当时同盟国接收德国时的黄皮书、红皮书、调查报告以及Lowry著的《煤的利用化学》(后由徐晓、吴奇虎、范辅弼等译出,化工出版社出版)。张所长还请来波兰煤岩专家鸠可夫斯基和煤分类专家列次雅克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久,王祖侗、周玉琴、张振桴等开展了煤岩学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煤岩相图册》,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王祖侗、裘维刚、吴奇虎、苏石青、张芷等拟订出中国第一个炼焦用煤分类草案,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首次煤分类会议(李四光副院长主持)上通过审定,及时指导了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在“大跃进”期间,张所长坚持科学治所的原则,提醒我们头脑要冷静,不盲目跟风。比如,当时国内煤的地下气化呼声“过热”,许多人跃跃欲试,张所长和鲍汉琛(时任学术秘书)研究决定委派吴奇虎查阅苏联这方面的现状及争论要点,又派程懋圩赴美考察此事,详细了解到国外的动态,经冷静分析研究,张所长力排众议,断然决定暂不开展此项工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煤炭和石油研究任务愈来愈重。张所长审时度势,在研究所的布局和发展上及时向院里提出建议。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从大连石油所抽调大批科技力量,建立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充实煤炭室并扩建为太原煤炭化学研究所,他同时兼任这两个所的所长,为促进内地燃料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3年,在张大煜和燃料工业部的积极倡议下,成立了液体燃料研究委员会,张大煜任主任委员,侯祥麟为副主任委员,定期对研究所的计划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审查评议,对加强研究所与生产部门的协作联系起了很大作用。在完成国民经济重大任务的同时,张大煜十分重视基础研究,注意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重视学科积累,以任务带动学科。五十年代中,他明确地把催化放在研究所学科的首位,同时也重视化工、以色谱为重点的分析化学和一些前沿学科。他早期的这些创新的科研思想和规划设想,后来在1956年主持第一次(1956年-1967年)全国科技规划有关燃料(能源)部分时,得到持续和发展。为其长远规划、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历史证明,这些规划和发展布局仍然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张大煜既是一位善于选定科研目标和方向的杰出科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科研工作组织者。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组织全国性学术活动也是张所长开创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仅张所长亲自率领年轻人参加国际会议,并大量派遣留学生如顾长立等多人到当时的苏联,又派遣卢佩章等人在1959年到莫斯科参加第一届全苏色谱会议,并和世界许多学者进行交流(其中也包括东德色谱代表团KAISER博士),后来又安排其在苏联院士指导下学习并获得了放射色谱及色谱用于催化研究的关键知识,为回国后开展国防工作的研究和以后国际学术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多次举办了全国性色谱报告会和讲学班,推动了色谱学科的繁荣发展。至今,大连化物所被公认为中国色谱研究最主要中心之一。

      二、学风民主、严格要求,重视开拓创新

      张大煜在工作上一向重视并善于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他经常强调,一个研究所必须具有良好的学风才有生命力,尤其是要有民主的学术气氛,集思广益,凝聚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发挥集体智慧,加强和形成学术领导中心,大连石油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这是中科院所属研究所成立的第一个学术委员会,在张大煜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他重视在所内、研究室内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积极主办各种层面和类型的学术研讨会,活跃思想、开拓创新、促进学科间的交流渗透,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化物所的科研活动中始终坚持“三敢三严的精神”他倡导不同的学术思想,在掌握严格的试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讨论。注意培养青年为科学献身、严谨、求实、创新的良好学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他亲自推动、主持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此项研究1956年获得第一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但获奖名单中却没有张大煜的名字,充份体现了科学家的大家风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化学激光刚刚出现,陶愉生副研究员向张大煜所长建议开展化学激光研究,他经过审慎的调研后并根据他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做出决定,积极热情地支持陶愉生的研究计划,立刻从当时所内最强的研究、技术人员中抽出陶愉生、张荣跃、沙国河、顾玉昆等五人成立课题组从而使我国化学激光出光时间只比美国晚了一年。目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化物所的化学激光研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大连化物所的色谱科学发展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张大煜经多方努力争取将其列入到规划之中为其发展提供了平台。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一场学术争论中,张大煜尊重实践,支持青年研究人员的创新学术见解;六十年代初,张大煜不仅邀请国际著名教授JANAK来所讲学,并派卢佩章到莫斯科参加第一次全苏色谱会议,并在苏联院士指导下学习放射色谱等,为今后的国际发展奠定了基础,他鼓励和支持研究所多次举办全国性色谱学习会议和讲学班,推动了色谱学科的繁荣发展。

      三、重视技术支撑系统的建立

      张大煜十分重视技术支撑系统的建立。在建所之初,就派得力技术骨干抓仪器厂(包括玻璃细工室)的建设,以后又决定专门成立仪器装备研究室,重视充实和发挥中高级技能人才的作用,使他们紧密结合研究工作的需要,从设计到加工,提供测试手段和自制设备,与研究室共同协力攻坚,成为研究工作的坚强后盾。在当年石油化学研究所时间经过张大煜等多年实践总结凝炼出的体制:分析室、基础室、应用基础室、合成室、化工室和技术装备室适应了石油化学研究发展的需要。现在的石油研究院所大体上都采用了这样的研发体制。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系统,对提高研究所自主创新的综合研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大连化物所在科学院几个化学所中是具有较强开发能力和能承担解决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基地之一。

      四、为“两弹一星”做出重要贡献

      五十年代末期,根据国防发展需要,研究所承担了若干国防建设急需解决的科研任务,加强了国防科研力量的投入。在承担有关“两弹一星”任务中,张大煜注意发挥研究所的学科优势,积极组织力量,取得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出色地完成任务。
      “高效精密蒸馏法生产重水”研制成功,在重水生产上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含氟气体色谱分析方法及仪器”研制成功,解决了核工业部在浓缩铀方面的分析测试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制取超纯氢的方法”研制成功,排除了液氢生产中的一大障碍,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1962年,张大煜还承担了科学院下达的“高性能炸药”攻关任务,并担任攻关组组长。为氢弹引爆提供性能可靠的炸药,此项任务由兰州化物所研制成功,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另一项是“固体润滑”任务,为第一颗人造卫星解决短波天线和太阳能帆板的滑动运控问题,也是由兰州化物所研制成功,张大煜关心和支持固体润滑学科的创立和发展,特别将大连化物所的一台电子显微镜给了兰州化物所,这台电子显微镜在固体润滑材料的研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山西煤炭所研制成功的“炭纤维”新材料,为航天飞行器返回大气层时,增强了抗烧蚀能力。
      文革期间由于张大煜在诸多方面的贡献,深得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的器重亲自委托其规划、筹建国防材料的研究院-材料研究院并任付院长。其间他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倾注了全身心的精力。

      五、为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做出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外开始采用催化净化新流程生产合成氨原料气,它被誉为合成氨工业的一次革命。新流程的关键是采用了低温变换、脱硫及甲烷化三种高效催化剂,国外对此严格保密。应化工部的重托(任务书是当时政务院总理签字的),张大煜毅然承诺把三个催化剂的攻关任务接了下来,随后由化物所和化工部有关研究院、设计院等共同组成三结合攻关组,由张大煜任领导小组组长。张大煜在研究催化剂的关键技术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研究所和化工设计、生产部门的大力协作,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三个高效催化剂并在工业上迅速获得推广应用,使我国的合成氨工业水平从40年代提高到60年代水平。为我国合成氨工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家经委、科委誉为协作攻关成功的典范。

      六、在大量的实践中总结规律深入催化理论研究

      张大煜在任大连化物所所长期间,废寝忘食,从事科研领导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大量文献,以便跟踪国外同学科的发展趋向及提供最新科研信息,晚上经常到实验室指导与参加研究。他从建所开始就关心青年科研人员,循循善诱,严格要求,提高他们的研究学术水平,为年轻人的成长千方百计创造许多条件,使研究所成为学术空气浓厚,工作勤奋的科研群体进行了大量的视野广阔的实践活动。
      张大煜献身于祖国科研事业,在大量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始终不忘提高深入,在他的晚年念念不忘有三件事:分子筛的研究、催化剂库、表面键研究。
      由于半个世纪的科学实践的积累和敏锐的科学洞察能力使得他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点异常敏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上刚刚出现分子筛的报导他就组织万邦和等人合成分子筛使得大连化物所在国内最先、国际上也是较早地合成A 型分子筛,同时也是国际上最先用分子筛催化剂(105催化剂),在国内帅先将分子筛用做超高真空吸附阱-吸附泵,并且发展出一系列以分子筛为主题的超纯气体分析和净化方法,为液氢的生产提供了基础。后来我所分子筛研究和发展更出色、更创新,这都是张所长种下的种子有关。他选择的“分子筛”这一生长点,通过实践证明其在科学上和应用方面均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取得丰硕成果。
      催化剂的研发过去一直是十分费力而神秘的事,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氨催化剂是筛选了二万多个配方而成功的。张大煜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认为研发一个新催化剂可以用移置来实现:如在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流程三个催化剂中,变换催化剂就是将油脂加氢用的催化剂用到变换反应中一试即成,使得合成氨净化流程用三个催化剂的研发在不到一年内得以完成,其中催化剂的移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他产生了建立催化剂库的想法,在他的推动下由章素负责建立了具有上百种催化剂的库。十分谴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使催化剂库的建设夭折了,无疑催化剂库的建设对研发新催化剂会有重大意义。
      张大煜的毕生精力大多放在催化研究上,他不满足于经验规律的总结,一直想打开催化剂作用的黑匣子,进行理论上深入的研究。在石油炼制、人造燃料等大量的实践基础上,1960年张大煜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作了《多相催化研究中的表面键理论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在郭燮贤、藏景龄、陈荣等人的协助下先后开展了物理吸附、化学吸附等温线、等压线研究,提出了活化吸附概念,研究了化学吸附复盖度和动力学关系,提出了空位中心的作用概念和声子作用模型、复杂反应动力学解析,安排部署辛勤负责筹建了超高真空表面科学的设备安装、研制等等。后来又由粱娟等人负责开展了红外光谱研究CO吸附分子结构的方法、但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这一切。十年动乱期间,张大煜遭受无辜迫害,身心受到长期严重的摧残。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使张大煜提出的表面键研究与科研设想根本无条件开展,以致抑郁忧愤成疾。但是,就是这样重重压力之下,他仍多次要求开展磁场对化学反应影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提出建立催化剂库等发展催化科学的新建议,坚持为科学而献身。
      1977年,张大煜调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所任顾问兼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培植了严谨的优良学风,并由俞称庸、陈荣、吕永安、陆德纬等人协助为界面与光催化研究的实验室创建、学科的建立和仪器设置等做出了贡献。
      张大煜一生献身于中国化学科研与国防科研事业,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善于发挥他人之长,团结共事,深得科技人员普遍推崇和敬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他几十年从事化学教学与科研组织工作中,以自己身体力行为表率,言传身教带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科研骨干,很多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涌现出的两院院士达几十位,人们尊敬地称他为“敬爱的导师”、“一代宗师”。

主要著作:
1、《氧化铁胶溶体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I、稀释作用时氧化铁溶胶的电荷》 德国《胶体杂志》
“Physicochemical Investigation of Iron Sols. I. The Charge of Iron Oxide Sols. on Dilution”
Kolloid-Z.64.265-279(1933)
2、《合成液体燃料之研究》(与楼南泉,张存浩合作)
“Research on synthesis of liquid fuels” Petroleum (London).20.336-340(1597)
3、《合成液体燃料在中国之进展》(与楼南泉,张存浩合作)
《Chinese Advances in the synthesis of Liquid Fuels》
Chem & Proc Eng《化学与过程工程》1957.38(10)403
4、《钴催化剂表面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II.表面和由于钴氧化硅复合体生成的孔结构》(与曾奕昌,藏璟龄,陈荣合作)《燃料学报》1957.2(2)128页
5、《中国石油研究所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与楼南泉,张存浩合作)Brennstoff-chem 1957.38(12).362
6、《石油的化学与工艺学》(与李海合作)科学出版社《十年来的中国科学》1959.10
7、《多相催化研究中的表面键理论研究》《中国科学院第三次技术科学部学部大学报告汇编》48页c1960
8、《钴催化剂表面的物理化学性质》(与臧璟龄,陈荣,曾奕昌合作)
ПpоблeMы кинeTики и ка-Tализа, AHCCCP,No.10,429-434(1960)
9、《表面键理论的基本要点》(与郭燮贤合作)1961.4,《中国科学院大连催化理论座谈会报告 汇编》
10、《覆盖度与反应性能的关系》(与郭燮贤合作)1963,《全国催化研究工作报告会(兰州)会刊》
11、《常压氢氧燃料电池的研究》(与李春塘,朱葆琳合作)《科学通报》1963(4)655页
12、《合成氨反应条件下氮、氢吸附与反应速度的关系》(与刘建业,郭燮贤,吕永安合作)《科学通报》(1966)第(4)171-175页
13、《分子催化新发展—金属簇和表面科学对多相催化基础研究的推动》(与尹元根合作)《化学通报》1980(1)1页
14、《我国催化研究五十年》(与蔡启瑞,余祖熙,闵恩泽合作)《自然杂志》1982(11)817页


参考文献:
1、 一代宗师:化学家张大煜传,徐光荣著, 科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7903-X
2、 光辉的历程——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半个世纪,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3.7 ISBN 7-03-011420-5
3、 张大煜——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五十年(1932—1982) 科学出版社1982
4、  《著名物理化学家张大煜》,陈庆道、张存浩、楼南泉  化学通报

撰写人:陈庆道,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现已离休。
        辛勤,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秘书长(1983-2009)。

 

摘要:
 
张大煜,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从事胶体和表面化学以及人造燃油的研究;在大庆油田开发以后,组织了石油炼制、石油化工、高能燃料、色谱、激光和化工过程的研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的研究基地,并为中国培育了几代研究人才。晚年仍关注石油工业有重要影响的强化采油中界面现象新领域的开拓。

张大煜-人物简介     1906年2月15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29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
1929—1933年 留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1933—1937年 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
1937—1945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1946—1949年 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兼交通大学教授。
1949—1952年 任大连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东北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53—1961年 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兰州石油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煤炭研究所所长。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2—1977年 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委16院副院长。
1963—1982年 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1977—1989年 任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顾问。
1989年2月20日 病逝于北京。

张大煜-生平概况     江阴县张大煜,字任宇,1906年2月15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长泾镇。他从小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南开大学,后转清华大学。1926年张大煜和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校学生发起组成大地社,该社由翟凤阳负责,成员有葛春林、袁翰青、张大煜等十余人,他们经常探讨如何“工业救国”和“科学救国”,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为清华脱离外交部管辖,从留美预备学校转为正式大学起到了一定作用。

1929年,张大煜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考取了公费留学德国和美国,他把留学美国的名额让给了同学,自己赴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学习胶体与表面化学,1933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讲师、教授。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虽然自己曾经有很大的抱负和雄心,想用学得的知识和技能为祖国服务,但是当时政府只把科学当作点缀品,哪怕是很小一点研究工作也得不到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张大煜从北平到长沙,又从长沙辗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员。从基础研究转向石油、煤炭方面的技术科学研究,以期为抗日胜利贡献力量,当时曾尝试过从植物油制造重要国防物资并开展了将煤炼制成汽油的方法。他利用云南丰产的褐煤,在昆明附近宜良滇越线上建立了一个从褐煤低温干馏提炼汽油的小型实验工厂(利滇化工厂),边实验边生产,历尽千辛万苦炼出了油。但在人力、物力、设备和经费等方面困难重重,终于被迫停办。张大煜“工业救国”的尝试遭到了挫折,但为他后来创建中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提供了最初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煜从昆明到上海,任交通大学教授兼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讲授工业化学和胶体化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留学回国十余载的经历,使他思想处于彷徨之中,他亲眼看到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不可能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1948年底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介绍毅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和朝鲜,于1949年初到达大连。

1949年大连大学创办初期,他任化工系教授、系主任,同时担任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研究员、副所长。1952年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并先后更名为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他一直担任所长。

50年代初期,张大煜紧密围绕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需要的重大课题开展工作,在中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开发的情况下,他组织和发展了中国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等研究,取得杰出成绩,有些成果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人造石油在完成国民经济重大研究课题的同时,张大煜也很重视基础研究,5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致力于工业上广泛使用的催化剂担体研究,结合水煤气合成石油的钴催化剂和合成氨催化剂的催化性能研究,逐步建立了物理吸附、化学吸附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并且提出了表面键理论的设想,并以此为指导,研制成功了合成氨新流程3个催化剂,超过了国内外同类催化剂的水平。通过实践,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学科配套,有解决综合问题能力的催化科学队伍。

随着国家建设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张大煜在研究所的布局和发展上,及时提出了建议。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从石油研究所抽调科技力量,建立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太原煤炭化学研究所,他兼任这两个所的所长,为促进内地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2年,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大煜在担任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期间,跟踪国外同学科的发展趋向,及时提供最新信息。他查阅大量文献,经常到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他特别关心培养新生力量,对青年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不断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使研究室成为学术空气浓厚、工作勤奋的研究集体。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大煜遭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抑郁成疾。但是,就在这样重重压力下,他仍多次要求开展磁场对化学反应影响的研究,不断提出建立催化剂库等发展催化科学的新建议,坚持为科学献身。

1977年,张大煜调任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所任顾问兼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顾问。他培植了严谨的优良学风,并为创建界面与光催化研究室,强化采油界面现象研究等新学科领域的开拓做出了贡献。

张大煜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谦虚和蔼,待人宽厚,善于发挥他人之长,深受同行们的崇敬,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组织和发展中国的人造石油、石油炼制、催化科学、化肥工业、化学工程、色谱、激光和相应的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贡献。在胶体化学、吸附和催化作用、催化剂研究、水煤气合成、表面化学研究等方面发表过学术论文30余篇。

张大煜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曾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

张大煜为中国科研事业、教育事业和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学和煤炭研究基地的创建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大煜-油煤基地     张大煜张大煜在文章中回忆道:“我于1948年初由上海来到东北,解放区处处阳光普照,朝气蓬勃,顿觉心情舒畅,大有来之恨晚之感。当我看到鞍钢、抚顺工业规模巨大,工人兴高采烈地恢复生产时,心想这才是工业救国的处所和榜样。参观大连研究所时,见到很多设备及图书,真象我心目中的天堂,并对各种各样的高压设备爱慕不已。”

不久,他被聘为大连大学化工系主任兼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个所始建于1908年,其前身为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东北资源进行调查和科研而设置的,盛时日本职工曾达600人,.中国工人100人(全部为体力劳动工人和勤杂工)。日本投降后,隶属中苏合营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当时该所的研究方向混乱,1948年底到1949年初,苏方移交该所,隶属于大连大学,由屈伯川兼任所长。张大煜到所后,全力以赴地投入接收和改组工作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团结留用日本科研人员。这些专家如顾问丸泽常哉、燃料室的小田宪三、滨井专藏、窑业室的闵皓之、资料室的获原定司等,回日本后还一直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奋斗。

1952年,该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农化室迁往长春综合研究所,窑业室迁往沈阳金属所)。1953年,在所长张大煜和燃料工业部的积极倡议下,成立了液体研究委员会,张大煜任主任委员,侯祥麟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赵宗燠、张定一、刘放、顾敬心、曹本熹等,定期地对研究所的计划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审查评议,这对加强研究所与生产部门的协作联系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工业化学研究所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同时成立“中国科学院煤炭研究室”,由苏恒任书记,张大煜任所长兼煤炭室主任。

张大煜回忆当时情形说:“建国前在昆明宜良我曾研究褐煤炼油的方法,那油简直是一杯杯熬出来的……”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千。当张大煜领导实力雄厚的队伍重新制订研究合成燃料油等课题规划时,他禁不住心潮澎湃.他认为选择石油化学作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使之逐步形成中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的研究基地,方向是正确的。在中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发现之前,合成燃料是急需的研究课题,因此他选择了页岩油高压加氢和水煤气合成人造石油两大研究课题。此外,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对于炸药的急需,选择了直链烷烃芳构化制甲苯的研究课题。由于全所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这些研究课题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中“七碳馏分芳烃化合成甲苯”以及“熔铁催化剂用于流化床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曾获1956年国家科学三等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为石油工业部门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大连石油在建所之初,张大煜同时抓了仪器厂的建设和研究室的装备工作(1962年正式成立技术装备研究室)。实践证明,新型仪器的研制对科研成果的取得、推广和放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所是在科学院最早采取这种有效措施的单位之一。

张大煜从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研究所必需具有良好的学风,才有生命力,尤其是要有民主的学术气氛。作为所长,必须能容纳不同意见,支持新生事物,才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发挥集体智慧,形成学术领导中心,大连石油所于1955年9月在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成立了所“学术委员会”。经过10年的发展,建成了包括催化、近代分析、化工等学科的近千人的大型研究所。

张大煜-多相催化    
自本世纪20年代起各国催化研究工作者围绕预见催化剂活性、探讨催化作用本质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各国学者纷纷提出各种催化理论或见解。人们将催化剂比喻为化学变化中的“点金石”,而催化理论是寻找“点金石”的“魔棒”。建国10年来,在石油炼制、人造燃料等大量的实践基础上,1960年张大煜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作了《多相催化研究中的表面键理论研究》的学术报告。而国际上表面键理论直到70年代随着新的表面物理实验方法在催化研究中的应用才逐步形成。

当时,中国催化研究状况正如1959年在第一届全国催化学术报告会议上吴有训副院长所谈及的那样:“我们不仅已能仿制和掌握国外成熟的催化剂和先进技术,而且对国外处于探索阶段和初露苗头的催化剂研究,也能根据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张大煜感到在新形势下需要尽快加强催化理论研究,为催化剂研制工作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张大煜发展表面键理论的历程并不平坦。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大煜即对催化过程深感兴趣,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石油研究所内主要接受应急任务,基础工作还相当薄弱,他当时亲自兼任一个课题组长,从物理吸附开始逐步开展有关催化基础研究,首先利用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玻璃活塞和真空泵,建立了国内最早的两套BET真空吸附装置,又专门请玻璃细工刘兴信(后来任副总工程师,成为玻璃吹制技术专家)来所工作。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了真空活塞、石英弹簧以及高真空扩散泵。1955年制成压入水银测孔仪,配合其它大型仪器的建立,初步具备了催化基础研究条件。

玻璃活塞1953年开始催化剂物性的测定;以后又进一步开展了催化反应机理和动力学的研究,在工业催化剂载体的物理化学结构对催化剂活性关系研究中发现载体(如硅胶、氧化铝、活性碳、硅藻土等)对催化剂有重要影响。1955年,在钴催化剂制备中发现钴硅复合物含量不同时会强烈地影响催化剂的还原和空隙结构。由于水煤气合成反应受扩散控制,因而孔结构会强烈影响催化剂的活性、热稳定性和寿命,从而提出了催化剂制备时对孔隙结构的控制问题。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水煤气合成熔铁催化剂的还原和生成孔隙结构问题,1957年开始化学吸咐的研究,在上述钴催化剂上阐明了氢气、一氧化碳吸附与反应性能间的关系。此外还从化学吸附等压线等实验事实出发归为甲、乙、丙三种吸附类型,讨论了表面不均一性所产生的能量图谱,并推论丙型吸附可能与反应活性的关系密切,加上以后大量催化实验事实的积累和对文献中日益增多的数据的总结,逐渐形成“表面键”理论。

“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应用研究,停止研究“表面键”后,张大煜承担了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3个催化剂攻关任务并任组长,经过研究所和化工设计、生产部门的大力协作,发挥催化基础积累的作用,不到一年,就研制成功了3个高效催化剂并在工业上迅速推广,为中国合成氨工业的技术改造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家经委、科委誉为协作攻关成功的典范。

张大煜-远见卓识     张大煜张大煜十分重视从实际中提出应用性很强的课题,也安排必要和可能的基础研究。在集中力量开展石油化学的研究中带动了催化和色谱两门学科的发展,并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7年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去该所检查工作,总结了“任务带学科”的经验并在全院推广。

早在1956年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周恩来总理一再提出科学院要十分注意基础研究,建国10年来,张大煜在完成应用研究任务过程中一再感到基础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此时产业部门石油化学研究队伍业已成长,为避免研究工作中的重复,并提高研究水平,1960年,张大煜提出了表面键理论,以加强基础研究。

1961年11月,大连石油研究所正酝酿改名为化学物理所时,所内一度思想比较混乱。张大煜和当时的所党委书记白介夫一起,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明确了化学物理所的方向和任务、主要发展的科学领域(催化、色谱、燃烧和动力学,金属有机、化工和物质结构组成综合的研究力量和建立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并制定出化物所的长远规划,这对化物所成立后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张大煜总结出科学组织工作中的6大关系①处理任务和学科的关系,以任务带学科,学科的发展促使为国家解决更多更大的任务;②挑选任务和课题应以国家“最重要”的为前提,本着我们“最合适”的尺度,严肃灵活地挑选;③“赶与超”、“远与近”、大与小”等关系;④集中与分散的关系;⑤学术民主与学术领导两方面的统一关系,就是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⑥处理专业研究和设计、生产单位的关系。

在蓬勃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化物所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全盛时期,1966年初被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树为大庆式的“红旗单位”。郭沫若院长和国家科委韩光等领导都曾到化物所进行考察。郭沫若还写了《水调歌头》一阙以示嘉勉,其下阙云:“出成果,驱虎豹,御熊罴,赶超任务,重担争挑乐莫支。攻破尖端堡垒,满足国民经济,接力把山移,永蓄愚公志,长颂冬云诗。”

正当张大煜带领化物所全体职工奋发图强,攀登科学高峰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化物所的科研人员受到了摧残,科研工作受到了破坏。张大煜被迫停止参加科研工作,但他坚信乌云终会过去,1972年,他获得“解放”。当时,他获悉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丙烯氨氧化催化剂,在此启发下,1973年他提出了建立“催化剂库”的建议,组织力量对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工业催化剂开展规律性的研究。这个建议得到研究人员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他还写成国外工业催化剂的研制中“理论走在前头”的成功的10例提纲,意在科研人员中引起学术讨论,以改变当时科研工作的混乱局面,加强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1973年,他又受到“四人帮”的反复批判,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催化剂库”的设想也随之夭折。

磁场1976年10月,“四人帮”打倒以后。张大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新的工作,他回忆道:“我深深庆幸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10余年来的经历,虽然我在家庭和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我们要以春蚕吐丝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张大煜晚年还热情支持开展新的科学领域的研究,如磁场对化学反应影响等基础研究,他看到胶体界面科学在三次采油中的重要作用,热情关心并支持强化采油中界面现象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直到他病逝之前,仍然为恢复和发展表面键的研究而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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